宋朝建立后，赵匡胤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巩固政权。首先，他对参与此次兵变并立下赫赫战功的六位开国功臣进行了奖励，这六人包括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和赵彦徽。赵匡胤为他们加官晋爵，并任命他们担任重要职务。特别是石守信和王审琦，两人都属于殿前司系统，并且与赵匡胤有着深厚的“太祖义社兄弟”关系。石守信被视为宋朝的第一功臣，升任侍卫亲军司副长官、副都指挥使配资通，掌控了侍卫亲军司的权力。王审琦则升为殿前司第三长官，都指挥使，继续掌管殿前司。
另外四位功臣，原先都在侍卫亲军司中服役。高怀德作为原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被调升为殿前司的第二长官、副都点检。张令铎从步军都指挥使升任侍卫司次长官、马步军都虞候。其他两位部下，张光翰和赵彦徽，则分别升任马军和步军司的长官、都指挥使。这样，宋朝的军事局势在首都得到了进一步稳定。
展开剩余67%接下来，赵匡胤通过安抚那些领兵北巡的将领，进一步稳定了军心。比如，侍卫司次长官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和早已北上的殿前司副长官慕容延钊，在表示归顺后，也被给予了超等晋升。他们分别被提升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正长官，并且获得了“使相”的级别，享受宰相待遇。这些被晋升的将领都是新朝名位最高的军事指挥官，掌握着重要的军政实权。
在内外形势稳定之后，赵匡胤才提升了那些参与谋划兵变的幕僚，如刘熙古、赵普、吕余庆和沈义伦等。然而，他们的原职都较低，尽管被大力提升，仍未能直接进入政府的高层职务。以赵普为例，他只是以右谏议大夫的身份担任枢密直学士，掌握了枢密院的实权；而吕余庆则以给事中身份成为端明殿学士，成为皇帝的重要顾问；沈义伦则被提拔为户部郎中，参与财政管理。其他节度幕府的次要成员，如楚昭辅、李处耘、王仁赡等，他们在兵变中起了关键作用，也得到了赵匡胤的重用，升迁迅速。
尽管赵普和沈义伦后来都晋升为宰相，其他人也分别担任副宰相或枢密院副长官等重要职务，但在当时，他们的晋升程度相对较低，最高也只是四品，多数是五品或六品。这是因为赵匡胤希望避免激怒旧政权的官员，力图平稳过渡政权，减少冲突和反感。而留用一些旧政权的官员，则成为了稳定政治形势的关键措施。赵匡胤也深知，由于自己在后周时期迅速崭露头角，晋升为殿前司的统帅并最终篡位为帝，许多资历高于自己的后周文武官员对此并不服气。因此，他不得不依赖三朝元老、后周宰相范质等人的支持，才能顺利实现自己的称帝计划。
新王朝成立一个月后，宋太祖赵匡胤发布诏令，确认了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的职务。范质继续担任司徒，同时兼任侍中；王溥则升任司空，兼任门下侍郎。同样，魏仁浦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此同时，赵匡胤废除了范质和王溥的枢密院参知枢密院事职务，他们的职权仅限于行政管理。这一措施对稳固后周的统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确保了新政权的平稳过渡。
宋太祖还下诏，派遣使者到各地询问政务安排，确保各地官员都能按原职务履行职责配资通，避免大规模的人事变动。这也表明赵匡胤在巩固政权、确保政局稳定方面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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